千萬小學生的難言之困：讀寫困難不是“笨”
讀寫困難兒童在中國大量存在，卻鮮為人知。近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下稱中科院心理所）相關課題組發布了“中國讀寫困難現狀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課題組在北京、沈陽、濟南、武漢、烏魯木齊等地對2000多名小學生調查發現，中國讀寫困難的疑似發生率約在11%左右。以此推算，中國現約有1000多萬小學生受到讀寫困難的困擾。
讀寫困難兒童在中國大量存在，卻鮮為人知。近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下稱中科院心理所）相關課題組發布了“中國讀寫困難現狀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課題組在北京、沈陽、濟南、武漢、烏魯木齊等地對2000多名小學生調查發現，中國讀寫困難的疑似發生率約在11%左右。以此推算，中國現約有1000多萬小學生受到讀寫困難的困擾。
在印度電影《地球上的星星》中，八歲的男孩主角伊夏，在老師和家長看來是個頑皮的“差生”。因為在伊夏眼里，文字是一個個符號，但難以理解。
伊夏是典型的讀寫困難兒童，他的智力正常，甚至在繪畫方面有特殊的天才，但在是閱讀、書寫或拼字方面存在障礙。這是一種常見的特殊學習困難。他們字跡歪斜，表達不暢，看似愚鈍，往往被稱作“聰明的傻瓜”。
患有讀寫困難的孩子，常被誤認為是智力低下或懶惰、不專心，也因此錯過了最佳的干預時間。專家表示，最佳的干預時間是在12歲以前，尤其是六七歲時。
根據調查，平均10個小學生有1個具有讀寫困難。但為什么在課堂或日常環境中，家長和老師往往沒感覺比例有這么高？
美國紀錄片“反思讀寫困難”的導演詹姆斯·德雷福是一位讀寫困難患者的父親，他表示，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家長都會羞于談論此事，并認為具有讀寫困難，是孩子智力低下的表現。他說，“有人不信比例如此之高，那是因為患有讀寫困難的孩子其實很聰明，所以很擅長掩飾問題”。
中科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員郭菲表示，在國外的一些研究顯示，美國讀寫困難者的比例在10%-15%左右，而她所在的課題組，在中國調研的結果顯示這一比率約為11%，與國外的研究相近。
經過多年的研究和科普，讀寫困難在西方國家已被廣泛認知，且有相應的政策支持這些特殊人群，并有專業的社會機構為其提供服務。但在中國，這些支持措施幾乎都還是一片空白。由此，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黃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兩會上提交了相關提案，建議政府盡快建立篩查、矯正系統，對讀寫困難群體予以幫助。
讀寫困難是一種病嗎？
研究表明，讀寫困難源自于神經系統對信號處理的異常，有一定的生理基礎，包括特定基因和大腦結構、功能的異常。但具體的發生機制仍不清楚。
郭菲解釋，讀寫困難主要有三方面的直觀表現：
第一，閱讀和言語困難，如在辨析字詞發音時存在問題，在識別同音字或同意字詞時有困難，以及在閱讀速度、閱讀節律、字詞理解上有困難；
第二，是書寫困難，如筆畫不規范、不能沿直線寫字，或者是字跡很潦草、歪歪扭扭，老是把字寫在框外、把圖畫給畫到線外等等；
第三，是動作不協調，包括身體大動作的不協調，和一些小的精細動作的不協調，如寫字握筆的姿勢都比較僵硬。
這一群體的特異性，加上周圍人的不理解，往往對讀寫困難的孩子造成心理壓力。在電影中，伊夏成了學校里的異類，只能用假裝頑皮和叛逆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因為誤解，父母把他送進了寄宿學校，伊夏與家人分離后變得沉默寡言，甚至瀕于崩潰的邊緣……
上述調研發現，在參加調查的孩子中，具有讀寫困難的學生，其成績在班級中排位在最后10名的比例為21%，遠高于普通學生的6%；同時，他們的情緒問題風險更高，包括焦慮、抑郁的比例都比普通學生高。調查也發現，這些孩子的父母同樣倍受困擾，他們對養育孩子的自信心普遍更低。
耶魯大學讀寫困難與創造性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和聯合主任Sally 和Bennet的心理學研究成果顯示，讀寫困難是一種神經系統問題而不是性格缺陷，它可以被改善；同時，讀寫困難也會帶給人一些獨特的優勢：比如，有些讀寫困難者的創造性和思維水平顯著高于常人。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畢鴻燕表示，讀寫困難，也稱讀寫障礙，是特殊學習障礙的一種。讀寫困難群體的智力、動機、生活環境和教育條件等沒有缺陷，也不存在視力、聽力和神經系統障礙，但是閱讀成績明顯低于正常水平。
她表示，讀寫困難不是傳統意義的疾病，不能像普通病癥來對待，但它又有神經生物學基礎，可以遺傳，且對正常發展有負面影響；一些孩子長大后會有社會適應的問題等等，因此需要受到重視，并進行干預。
郭菲也指出，公眾可能對“障礙”一詞較為敏感 ，會將其誤解為嚴重的疾病，因此一些心理學學者傾向于把讀寫困難稱為一種“學習困難”─因為，這些孩子的智力正常，只是在讀寫方面需要更多的幫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讀寫困難的孩子在創造力上還可能是超乎常人的。
詹姆斯·德雷福表示，研究表示，讀寫困難的孩子善于創新思維，“幫助他們也許是在幫助中國未來偉大的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
此外，研究還顯示，中文和英文的讀寫困難，其對應的腦區可能存在差異。香港大學語言學系助理教授蕭慧婷（Wai Ting Siok）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通過磁共振成像研究發現，人在閱讀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時，運用的腦區不同。中文閱讀更多地使用左半腦的前方某區域（左額葉的中部），而英文等字母文字的閱讀，則更多地使用左半腦后方某區域（顳頂交界區）。
畢鴻燕表示，不同語言的讀寫障礙，其具體表現以及相應的腦區可能不同；漢語的讀寫障礙可能有特異性，但目前在這方面的研究仍比較有限，還不能完全證實。
盡早干預能大幅改善癥狀
許多參與讀寫困難群體幫扶工作的實踐者表示，及早干預，能大大改善讀寫困難。
社會企業樂朗樂讀的CEO蘭紫就表示，以她的經驗而言，在小學一二年級時對讀寫困難進行干預的成功率最高，可達80%到90%，到小學五六年級再干預的成功率，就只有30%到40%.但遺憾的是，在中國，送來機構接受干預的往往已是小學五六年級的孩子。
畢鴻燕則表示，中國對讀寫困難干預的研究起步較晚。由于缺乏更多的支持進行更多大規模研究、亞類型研究，中國對讀寫困難干預研究還很少，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基礎科學領域。
蘭紫稱，從全世界各地的實踐看，對讀寫困難的干預，在孩子12歲以前的原則是“補短揚長”─例如可以通過適當降低書寫量、加強小肌肉抓握訓練、使用聯想記憶和多感官教學等方法，幫助改善讀寫困難；而12歲以后，往往是“揚長避短”，即開發孩子的其他特長。
至于干預措施的具體作法，又可分作三大塊——專業矯治、心理社會發展和培養與周圍人群的正確相處方式。蘭紫指出，專業的矯治，需要專業人員通過一定方法改善其讀寫等能力；同時，還需要心理輔導師或社工等人士，幫助孩子恢復社會認知；另外，也需要對孩子周圍的人群加以培訓，教會他們如何與有讀寫困難的孩子相處。
她舉例稱，這一體系在香港較為完善，包括有矯治師進行矯治、有公益組織幫助舉辦各類活動、教育部門也會印發手冊給讀寫困難兒童的教師和家長。
但在內地，公眾對讀寫困難的認知極少，配套的服務和支持機構更是幾乎沒有。蘭紫稱，目前內地沒有針對讀寫困難孩子編寫的特殊教材，專門的學校機構也很少，“全國做讀寫困難相關服務的社會機構、組織不超過5家”。
而相關的公益項目即便創立后，由于對讀寫困難的社會認知有限，項目和機構也很難得到基金會的支持。蘭紫說，她在爭取資金做展示時，“我需要花5到6分鐘解釋什么是讀寫困難，解釋完，時間也到了”，而其他做留守兒童等常見服務的機構則更容易獲得資助。
由于大多數校長和教師都對讀寫困難不了解，學校也不能為這些學生提供最基本的支持。
另一方面，專家建議政府還需要動員更多的力量進行早期篩查、診斷。畢鴻燕表示，由于讀寫困難的遺傳因素大，讀寫困難人群的子女是高發人群。在國外，讀寫困難群體有明顯的標簽，也能更好地對其子女進行早期的干預。
如何填補政策支持空白
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黃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兩會上提交了扶助讀寫困難人群的提案。他表示，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都有比較成熟的政策措施幫助讀寫困難兒童。中國也應逐漸建立類似的扶助體系。
黃永光在提案中表示，北京應率先一步，從政策、法律和教育制度等多個方面，發動社會重視、關注、關愛、幫助讀寫困難兒童這個弱勢群體。同時，要組織、支持并督促學術機構，盡快研發出甄別和評估工具，以幫助各級學校、家長及早發現有讀寫困難風險的兒童，并開發適合不同學段、基于研究的讀寫課程；并與學校內的原有課程內容進行整合，以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
在國外，對讀寫困難群體的幫助措施已較為完善。畢鴻燕介紹，西方有一些國家會為讀寫困難人群提供特殊的學習機構、考試機構，例如可采用口頭回答問題的方式進行考試；通過考核后，他們可以獲得相應部門頒發的畢業證書，證明其具有同等水平的學業能力。
香港的經驗或許值得內地借鑒。中國讀寫困難基金會負責人李怡然表示，約20年前，香港社會對讀寫困難的認知也極少。最早，在一些海歸教授的推動下，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香港馬會，在過去十多年投入了1.5億港幣，資助學者進行研究，并開發相應教材，培訓教師。
直至五六年前，香港的教育局又進一步將這套培訓普及化，共有200多所學校的教師接受了培訓?，F在，這些香港教師可以先在校內“找到”這些孩子，并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教學方法；同時，校外還有社工可提供心理輔導、簡單培訓，也有學者開展研究、評估、做課題，還有相應的醫生可以對孩童進行矯治。李怡然說，目前針對讀寫困難，“香港的體系已比較完整，有一定的產業鏈”。
黃永光也表示，如今香港也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篩查、矯正系統，比如專門為讀寫困難的孩子制訂的在校學習和詳盡的考試輔助策略。蘭紫稱，這一套干預措施在香港已經做到可以免費提供，學校可以申請特殊教育經費，每個孩子每年的經費額度是2萬元港幣。
目前，據財新記者了解，在內地的相關政府服務僅有一項由北京市朝陽區的政府購買服務。在2014年，朝陽區委托樂朗樂讀機構篩選出15名具朝陽區小學學籍的6-12歲適齡讀寫困難生；并由政府購買社會服務，以每人最高3000元的政府補貼額度，為他們矯治訓練讀寫困難問題。
畢鴻燕說，以她的個人經驗，讀寫困難兒童表面看起來和普通孩子沒有什么大的區別，也不乏最終獲得成功的人，但他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她希望，未來這些孩子的學習障礙能被掃除，更好地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