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報:《關注讀寫困難兒童:拯救聰明的“笨小孩”》
圖為讀寫困難培訓中心的孩子們在接受矯正訓練。
3月10日,30余位志愿者相聚在樂朗樂讀教學中心,參加“讀寫困難兒童助學計劃”志愿者培訓。他們把紙蓋在腦門上,拿筆在上面寫字,感受讀寫困難兒童寫字的感覺。
編者按
1963年4月6日,美國特殊教育專家柯克在“知覺障礙兒童基金會”研討會上發表演講時首次提出了“讀寫困難”這一概念。 50年過去了,讀寫困難對于多數國人而言依然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仍然在困擾著很多孩子和家庭。
讀寫困難,在很多家長和老師眼中,可能就是孩子學習不認真的一種托辭。而那些所謂有讀寫困難的孩子,是老師眼中的“差生”,父母眼中“學習不上進”的問題孩子。
但根據國際讀寫障礙協會 (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的定義,讀寫困難其實是一種特定的語言障礙,源于對文字解碼能力 (decoding) 的不足,通常在聲韻處理能力上反映出來。而這種解碼能力和年齡、其他認知能力及學業能力并無一定關系,也不是由一般發展的障礙或感官障礙所導致。除了閱讀能力之外,讀寫障礙還會影響其他和語言有關的能力,如書寫及拼字的能力。
而事實上,這類兒童具有常規的學習經驗和正常的智力,讀寫障礙是可以通過特殊的方法進行矯治。日前,本報記者就走近了這樣一群讀寫困難兒童。
讀寫的“痛苦”
“在湖邊……在湖邊……找到小青蛙……”這是上小學二年級的文文讀課文時的場景。讀兩個字停頓一下,這是讀寫困難的學生常有的一種表現。
對文文來說,學習最大的困難不僅是讀課文,還有寫字。
寫字對于一個普通的小孩來說可能很簡單,而對于讀寫困難的文文來說卻很“痛苦”。“不喜歡寫作業的原因是太累了。手上的肌肉都疼,不知道別人的感受,別人也不知道我的感受。覺得寫不好,我是全班寫字寫得最爛的。”文文說,“不喜歡上學,寫作業寫得很晚才能睡覺。”
雖然媽媽一直給予文文最大地支持和理解,但看著兒子“痛苦地”學習,她既心酸又無奈。“一般的孩子在課堂上就把課堂的作業寫完了,而他每天都得把作業帶回來,而晚上老師又留有作業。”文文媽媽說,“別的小孩都在外面玩,他就在家一直寫作業,每天都寫得很晚。他總希望自己能變得特別棒,但是有些東西是他自己沒辦法控制的。”說起孩子的不易,文文媽媽一直眼中帶淚。
雖然文文很努力,但還是被老師和同學們貼上了“差生”的標簽。
“不僅是文文,有讀寫困難的孩子,在學校很容易被老師、同學排斥。而長期生活在不被理解的環境中,對這些孩子將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蘭紫告訴記者。
蘭紫,一家從事改善讀寫困難兒童能力和環境的專業教育機構的創始人。她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讀寫困難領域的。
2006年,蘭紫在做一個親子閱讀方面的圖書選題時,看到了這樣一組讓她震驚的數據:北京教科院對北京約一萬名小學生的評估發現,有10%的小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讀寫困難現象。按比例估計,北京約有10萬,全國約有1500萬小學生存在讀寫困難問題。而另一組數據則表明,在輟學者和網癮兒童中,80%以上的人都曾患有讀寫困難或注意力缺損多動障礙,但與此同時,能夠給這些孩子提供幫助的專業機構卻少之又少。
從第一次接觸到讀寫困難這個概念,到了解、學習、認知,再到專業的指導、培訓和矯治,蘭紫于2007年創辦了樂朗樂讀學習潛能開發中心,專門為讀寫困難兒童和家長提供幫助。
在樂朗樂讀學習潛能開發中心,記者發現,與文文擁有同樣“痛苦”的孩子不在少數,讀寫困難的孩子在學校過得并不開心:小胖,一個性格開朗的小男孩,他很興奮地向記者講述著北京地鐵換乘路線,小手在教室墻上貼有北京地鐵線路的畫冊上比劃個不停。而當記者問他喜不喜歡學校時,他略帶微笑地搖了下頭。
“學校同學不是更多嗎?應該有更多玩伴吧。”記者問。
“他們都不喜歡跟我玩,說我太笨了,連讀書寫字都學不好。”小胖稚嫩的臉上多了一絲羞愧。
“內地老師對于讀寫困難認知度很低,不知道,也無法理解,而有讀寫困難的孩子在學校容易被誤解和忽視,處境艱難,有長期的挫折感。他們先是被孤立,然后會主動放棄學習,最后可能成為邊緣人,甚至有嚴重的心理問題。有的孩子出現問題,甚至有自殺的個案。”蘭紫憂心忡忡地說。
同樣從事讀寫困難兒童矯正工作,在成都彩色心星學生托管中心工作的楊鐘老師告訴記者,讀寫困難的學生在學校都是被老師認為“差生”。
在楊鐘所帶的班級中,每當聽見自己讀寫困難的學生很委屈地告訴他在學校里受到老師的不公對待時,楊鐘都盡量把孩子的情況反映給孩子的老師,有時甚至跑去學校和老師當面交流。“但是大部分老師還是不接受讀寫困難這一說法,認為他就是差生。”對此,楊鐘也感到很無奈。
理解是最好的支持
不僅僅是學校。
“對于家長來說,把孩子送到這里來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心的,因為很多家長對自己患有讀寫困難的孩子存在誤解。”蘭紫說。
“因為小孩成績不好,老師就經常發短信打電話給家長。”楊鐘說,這樣反復,家長對孩子也就失去了耐心,就會對孩子使用打罵的形式。開始家長把孩子送過來,純粹是為了補習功課,后來通過接觸,我發現孩子有讀寫困難的癥狀,告訴家長這一信息,他們第一反應都是說我孩子不是傻瓜、笨蛋。
采訪中,樂朗樂讀中心的老師告訴記者,很多家長都不接受孩子有讀寫困難,因為讀寫困難的孩子往往被學校貼上標簽,使家長即使發現小孩有讀寫困難也不愿意帶他們來接受矯治,這樣很容易導致孩子錯過最佳治療時間。
據記者了解,目前,國際上普遍認為,患有讀寫障礙的孩子最好在12歲前進行矯治。而在國內,因為家長的不了解,只有極少的讀寫困難兒童,被正確而及時地發現,僅有大約14%的讀寫困難的孩子在接受心理治療。
“讀寫困難的孩子最缺少的就是理解,特別是家長和老師的理解。”蘭紫說,老師要對這群孩子更有耐心,家長要積極接受孩子有讀寫困難這一事實。
楊鐘說,為了讓家長能理解讀寫困難的孩子并不是“笨蛋”,他專門匯集了孩子平時上課的寫字本,通過和家長交流,有的才慢慢相信。但還是有家長不這樣認為,每次考試結果一出來,看著孩子的成績還是不理想,還是對小孩使用暴力。作為老師,每當看見這一幕時,真的很難受。
“對于讀寫困難,對他們的進步給予表揚很重要。”楊鐘說,他們其實很容易滿足,給以適當的鼓勵就是給以他們進步的動力。
“理解他們很簡單,你只要把紙蓋在腦門上,然后拿筆在上面寫字。他們寫字的感覺就是這樣。每天都這樣寫,又被要求寫工整,真的是在折磨他們。”蘭紫說。
“讀寫困難的叫法讓很多人誤以為孩子是智力出現了問題。”蘭紫說,讀寫困難的確對孩子的學業不利,但并不妨礙他們展露其他方面的天賦。
9歲的葉葉,被大家稱為“梵·高小子”。在老師和家長眼中,四年級的葉葉讀書成績一直不好。相比讀書,葉葉更喜歡畫畫,在學校他唯一喜歡的課程就是美術。而葉葉的媽媽卻認為畫畫是業余愛好,沒有好成績就不是好學生。直到蘭紫把葉葉的作品放在微博中受到眾多網友關注時,葉葉自己才知道,原來畫畫得好也會受到表揚。
蘭紫說,其實,對于讀寫困難的小孩,他們雖然讀寫能力落后,但智力正常甚至超常。在讀寫困難人群中,有一連串熟悉的名字:愛迪生、愛因斯坦、達·芬奇、丘吉爾、李光耀……
沒有統一標準評估
就在去年年底,北京市朝陽區社會建設辦公室購買公共服務項目——“蒲公英種子講師計劃”通過結題審核,這也是我國首次介入兒童讀寫困難的政府行為。
項目實施方就是北京樂朗樂讀學習潛能開發中心。蘭紫介紹,該項目就是通過對公益人士進行兒童讀寫困難矯治的專業培訓,再對在校教師及社區家長普及相關常識,從改變父母和教師開始,消除對讀寫困難兒童的認識誤區,引導這部分孩子恢復自信,全方位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目前,“蒲公英種子講師計劃”已在北京朝陽區部分學校開始普及和篩查讀寫困難兒童。接受此次政府采購服務的博文小學校長達理認為,了解了讀寫困難的常識后,不僅孩子可以得到幫助,也讓老師們少走了彎路,減輕了教學焦慮。
據記者了解,在歐美等發達地區,讀寫困難的研究和應用,已經長達十余年,甚至幾十年,并形成了較完整的針對讀寫困難兒童的圖書教材、玩具、訓練糾正辦法。在我國香港地區,教育統籌局目前對讀寫困難兒童的幫助策略是:在小學新生入學半年后先進行讀寫困難兒童普查測試,根據測試結果為讀寫困難的孩子制訂在校學習和考試的輔助策略,同時,每年每個孩子可以獲得教育統籌局兩萬港幣的培訓經費。
借由從香港相關機構、組織獲得的研究材料和經驗,蘭紫曾在北京雷鋒小學、中華路小學、石景山實驗小學等12所小學對12歲以下學習困難的學生進行智商測定和讀寫困難評估。
采訪中,蘭紫告訴記者,因為對讀寫困難學生的判定和評估目前國家還沒有統一標準,家長會對界定存疑,而缺乏相關制度保護,也讓學校在引入評估時擔心承擔誤判責任。同時,由于內地還沒有政策和措施維護讀寫困難兒童的權益,在校老師很難有效幫助孩子;孩子在學校受到不公平待遇,家長也只能束手無策。
“只有更多人關注讀寫困難兒童,讓更多的公眾認識讀寫困難癥狀,促進社會對讀寫困難兒童的理解和尊重,消除對他們的誤會,因材施教,才能讓讀寫困難的孩子盡早被發現,及時得到正確幫助,讓孩子們少走彎路。”蘭紫期待著。(本報記者 王慧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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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困難兒童特征
1.閱讀吃力,易讀錯字;
2.閱讀后不理解內容;
3.朗讀不流暢,跳字、跳行;
4.逃避書寫,書寫困難,字體不工整,容易寫錯字;
5.抄寫時需要看一筆寫一筆,花費時間長;
6.注意力集中時間短;
7.聽課效率低,多動;
8.缺乏運動細胞,平衡感不好;
9.握筆姿勢不良,系鞋帶和使用筷子動作笨拙;
10.人際關系處理不好,內向害羞或者性格急躁;
11.自信心低落,容易放棄;
12.聰明,但是學習成績不理想。
(12項中符合6項,持續六個月,據研究孩子有70%的可能性存在讀寫困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