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和“聰明的笨小孩”一起長大

　　近年來，蘭紫正以“社會企業”的運作方式為支點，撬動政府和社會對“讀寫困難”兒童的關注。

　　“我今年7歲了，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嗎?就是買個原子彈把學校給轟了……湊合著過吧，不喜歡上課，寫作業寫到可晚可晚了……別人不會知道我的感受，我就是寫不好，全班我是寫得最慢的……”一個即將升入小學二年級的小男孩洋洋這樣訴說著自己的痛苦。

　　從表面上，你難以看出任何問題。在不面對學習壓力的時候，洋洋和其他孩子一樣活潑可愛，能流利地說出自己的想法，但同時不得不面對“讀寫困難”的困擾。

　　盡管已見過數以百計面臨同樣問題的兒童，但每次看到洋洋掙扎無奈的樣子，蘭紫女士還是覺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次偶然的機會，她了解到“讀寫困難”及深受其影響的龐大群體，并發現了解決這一問題背后公益和商業的雙重價值。近年來，蘭紫正以“社會企業”的運作方式為支點，撬動政府和社會對“讀寫困難”兒童的關注。同時，她本人及其致力于解決“讀寫困難”問題的教育機構，也在隨著這些“聰明的笨小孩”一起成長。

　　讀寫困難：巧遇與誤解

　　“樂朗樂讀”教育機構負責人蘭紫曾經是一個出版人，她笑稱自己還曾是個文藝青年，有點理想主義。

　　2007年，她琢磨著推出一系列“親子閱讀”的圖書。在網上查資料的時候，這樣一句話引起了她的興趣：“親子閱讀是預防讀寫困難的最好方法。”

　　“讀寫困難”是什么?好奇心讓她想一探究竟。她查詢到香港啟迪兒童協會是一個關注讀寫困難的非營利組織，于是撥電話過去，接電話的剛好是該協會主席黃筱錦。黃筱錦和蘭紫聊了很久，并鼓勵她繼續關注這一問題。

　　蘭紫沒想到，不久后黃筱錦借來北京的機會，免費贈送了她一套矯治兒童讀寫困難的教材，并在組建相關研究課題組等方面給了她很多專業指導和支持。

　　所謂“讀寫困難”，是兒童智力正?；虺?，但在閱讀書寫能力上落后的現象。其中一些孩子在繪畫、音樂等方面有著過人的表現，但讀寫困難卻讓他們成了大人眼中“聰明的笨小孩”。

　　2004年，北京社科院對北京約1萬名小學生進行評估后發現，有10%的小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讀寫困難現象。據《文匯報》2013年的報道，香港大學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譚力海表示，中國的學齡兒童中，有10%至15%患有閱讀障礙或表達性障礙，全國共有2000萬這類的學童。

　　此外，相關研究還發現，讀寫困難兒童普遍存在厭學、自卑、人際交往能力差等問題，不僅犯罪率高，有的甚至有自殺傾向。

　　通過深入了解，蘭紫發現老師和家長對讀寫困難問題普遍不了解甚至存在誤解，將讀寫困難歸罪于孩子的智力與態度問題，孩子們得到的，往往是責備甚至粗暴的懲罰。

　　尋找公益的商業模式

　　事實上，丘吉爾、達芬奇、湯姆·克魯斯等不少杰出人士都是讀寫困難的受害者。7歲時，克魯斯就被醫生診斷為患有“閱讀困難癥”，“我無法在閱讀中集中精神，看完一頁書時，我完全記不起來曾看過什么，腦子里一片空白，這讓我感到緊張、焦慮和沮喪。我甚至恨我自己，經常頭痛”。

　　令蘭紫感到不安的是，還有很多兒童仍在家長的誤解中獨自面對讀寫困難的痛苦。

　　經過兩年的實驗教學和市場摸底，蘭紫于2009年成立了一家名為樂朗樂讀的教育機構，專門針對讀寫困難問題。

　　在實驗和籌備階段，她針對讀寫困難矯治教學作了大量系統研究，將從香港引進的專業教材進行了“本土化”，以適應大陸兒童的需要。

　　“這其實是個驚喜的過程。”蘭紫很享受研究和推廣讀寫困難矯治的過程，她喜歡這種“探索”的感覺。

　　在她看來，基于解決讀寫困難問題的巨大市場潛力，樂朗樂讀在它的公益目的之外，也應該能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然而一開始像大多數市場上的新興事物一樣，如何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成了樂朗樂讀必須克服的難題。

　　她不得不拿以前做出版積累的資金對樂朗樂讀進行補貼，也渴望自己聘請的老師可以盡快獲得體面的收入。她明白，公益必須找到“可持續性”。

　　而一次意外獲得的培訓機會，則極大地啟發了她對“社會企業”這一運作模式的認識。

　　2009年的一天，蘭紫收到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發來的一封郵件，邀請其參加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

　　在培訓課上，老師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同樣是解決一次性飯盒的問題，公益的做法是購買環保飯盒發放給人們，感召人們重視這個問題。而社會企業的做法是找到一個用樹皮生產飯盒的農民企業家，他有人、土地、市場，但生產成本高于市場價格。你幫他買一個機器，降低生產成本。如果作為一個投資人，你會投公益還是社會企業?

　　蘭紫恍然大悟：“社會企業和公益相比更可持續，有持續的收入就能持續解決社會問題。公益投的錢一下子就沒了，但社會企業不同，只要企業還在，它就能一直解決社會問題。”她感覺到“世界一下子正過來了”。

　　期待立法和政策跟進

　　這些年，蘭紫一直堅持去學校和社區普及公眾對讀寫困難的認識。

　　一次，她讓一位讀寫困難兒童的父親試著把一張紙鋪在腦門上寫字，然后告訴他自己的孩子寫字時就是這樣的感受。那位父親在很多人面前哭了：“我打了我兒子3年，到現在才理解他的痛苦。”

　　還有一位母親這樣吐露她的無助：“我們家好幾個博士，但我的孩子現在連三年級都快上不下去了。”

　　在樂朗樂讀，一些孩子得到了針對性的幫助。蘭紫和她的事業也隨之一同進步。

　　然而，讓蘭紫擔憂的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有著相對完善的讀寫困難相關法律政策不同，到目前為止，我國內地在這方面還存在缺失。

　　蘭紫近年來通過各種方式，聯合多方面的力量，希望能夠促進這方面的立法。

　　2013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向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提交了《關于全國加強關愛讀寫困難學生，切實落實教育公平的提案》。在提案中，他提出5點建議，如設立專門機構負責讀寫困難兒童在校的融入教育;成立讀寫困難生救助性康復訓練經費制度;建立家長求助熱線，委托相關專業機構提供電話遠程咨詢服務;將每年的4月24日定為“讀寫困難日”等。

　　看到國家和社會層面對讀寫困難重視的加強，蘭紫正著手通過開發在線教育和連鎖加盟等方式，將樂朗樂讀的矯治教學經驗進行復制和推廣。

　　她反對將“讀寫困難”稱作“讀寫障礙”，認為這是對讀寫困難兒童的傷害。“理解每一個孩子。”每次面對他們，蘭紫都在心里這樣提醒自己。


中國科學報：《和“聰明的笨小孩”一起長大》 2014年2月14日  人物周刊“視界”